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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库切,仍然没有答案

时间:2021年11月16日    热线:0311-85290821   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  文/康慨

  发于2021.11.1总第101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随着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-拉扎克・古尔纳的获奖,库切已不再是非洲最晚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

  2003年获奖时,库切已离开了南非,他此后的小说也不再把非洲作为背景。

  三部耶稣小说也许是库切晚年最令人困惑的作品。现在,该系列最后一部《耶稣之死》的中译本也出版了。

  他到底在写什么的谜底揭晓了,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。

  耶稣小说迎来大结局

  书名里的耶稣和圣经里那个正统的耶稣看上去毫无关系。这是库切的哲学寓言。

  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难民男童大卫。在2013年出版的《耶稣的童年》(中译本同年发行)里,五岁的大卫与家人失散,丢失了身份文件,由同船的老头西蒙带着,移民到某个讲西班牙语的社会主义国家,洗去旧日的记忆,学会新的语言。西蒙经过培训,当了码头工人,工余带大卫去寻找母亲,可没人知道男童的来历,男童也不知道母亲的名字,“大卫”甚至不是他的本名。他们看中了一个正在打网球的三十五岁富家女伊内斯,西蒙问她愿不愿意做大卫的母亲。

  “我不明白。事实上,我一点都没听懂。你建议我收养你的儿子?”

  “不是收养。是做他的母亲,他的真正的母亲。我们都只有一个母亲,我们每个人。你愿意成为他唯一的母亲吗?”

  他不知怎的说服了不谙世事的伊内斯,让她没出嫁就当了大卫的母亲,就像玛利亚还是处女就生下了耶稣一样。大卫喜欢《堂吉诃德》,但拒绝数学,因为他把数字当成一个个独立的事物,而不是用来计数。公立学校断定他有学习障碍,把他送进了特殊学校,但他钻过铁丝网跑回家,西蒙和伊内斯不得不带着他逃奔他乡。

  《耶稣的学生时代》三年后出版(中译本2019),写六岁的大卫上了寄宿学校,喜欢上舞蹈教师安娜和看门人德米特里,但德米特里杀死了安娜,警方随后发现死者是他的情人。

  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《耶稣之死》在2019年问世(中译本今年8月出版),大卫已经长到十岁,是高明的舞蹈学生,更显出足球上的天赋。他除了《堂吉诃德》,什么书都不读。他把这本书当成真实的历史,而不是虚构的小说。附近一家孤儿院的院长胡里奥邀请大卫等人合组少年足球队。大卫感到西蒙和伊内斯不理解他,因为他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,于是心里生出怨恨,决定离开他们,和胡里奥一起生活。但没过多久,他就得了一种神秘的疾病。西蒙和伊内斯惊恐地发现,德米特里成了医院的杂工。和书名里泄露的秘密一样,大卫死了。在死之前,他问西蒙死亡是什么样子。西蒙说人死后将忘记过去,迎来全新的世界。大卫却对死亡另有所求:他想摆脱“这个男孩”――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。在这最后一本书里,大卫变得像耶稣了。他有了门徒和信众。孤儿们来到医院,听他在病床上宣讲堂吉诃德的福音:一黑一白两匹天马,黑的叫暗影,白的叫象牙,它们拉着飞行的战车,把堂吉诃德带进了沙漠和风暴。

  “现在,”书中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,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,在大卫的眼中,这本书传递的信息是什么,或者他读到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了。”

  《耶稣之死》标志着三部耶稣小说的完结,出版后反响不一。《洛杉矶书评》赞扬它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困惑,也让人感动落泪。《卫报》却说,三部曲是个“精心设计的、意在嘲弄读者的玩笑”。而在2017年出版的《想象不可想象之事:库切的小说创作观及其后现代语境》一书中,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段枫猜测,库切之所以“塑造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宗教寓言,是希望读者在这种宗教寓言式解读所遭受的失败中、在追寻某种相对完满的伦理生活的过程之中,重新审视自身渴盼救主的迷思”。

  好色是可敬的――现在谁是小丑?

  《耶稣之死》出版时,库切已年近八旬,早已功成名就。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届布克奖获得者,他是闻名世界的小说家和散文家,也是评论家、翻译家、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大学教授。

  1940年2月9日,约翰・马克斯韦尔・库切生于南非开普敦的莫布雷护理院,父亲是律师,母亲是小学教员,祖先则是荷兰移民。库切通南非荷兰语,但用英语写作,而且是美式拼写。

  1960年和1961年,库切在开普敦大学先后获授英文和数学学士。1962年,他移居英国,在伦敦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(IBM)做计算机程序员,第二年又因关于英国作家福特・马多克斯・福特的论文,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。1965年,他赴美国深造,四年后成为得克萨斯大学的英语和语言学博士,论文主题是在计算机辅助下,对贝克特的英语作品所做的统计分析。此后,他走上了教学岗位,先后在布法罗纽约大学、开普敦大学、芝加哥大学和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任教。

  库切从学生时代开始发表诗歌,从教期间投入小说创作。长篇小说处女作《幽暗之地》出版于1974年,分成两部分,各有不同的叙事者,一个是参与越南战争升级计划的美国教授,另一个是18世纪前往南非的荷兰殖民者。他们的共性是自私、狂妄、崇拜暴力,而且从无负罪感。

  《迈克尔・K的生活和时代》在1983年问世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南非内战期间,主人公迈克尔・K大约40岁,兔唇。由于南非审查制度,对于他是不是有色人种,我们只有一点隐晦的暗示。K失业了,无法在开普敦立足,于是用手推车推上母亲,回她记忆中的家乡。母亲死在路上,K也遭到政府军的洗劫,又被警察当成盲流,抓走做苦力,还被错认成游击队员坐了牢。他一度拒绝进食,终于逃出监狱,在海滩上遇到一群流浪者,得到了平生第一次性生活。这本小说赢得了当年的布克奖,把库切送入著名作家的行列。

  1993年,南非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,第二年,曼德拉当选总统。在全民的道德欢庆面前,库切却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必将扩大的差距感到忧虑。他思考再三,终于在1999年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《耻》。

  小说描写开普敦白人教授卢里诱奸女生,遭到举报。他以不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自居,哀叹这是清教徒的时代,“私生活成了公共的事,好色应当是可敬的……事实上,他们想看的就是一场电视表演。我可决不买账。”他拒绝道歉,被学校开除,不得不搬去农场,与同性恋女儿露西同住。不久,三个黑人抢劫了农场,强奸了露西,开着卢里的车扬长而去。父女俩力图从事件中复原,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变了味道。露西发现自己因为强奸而怀孕了,而其中一个施暴者公然进入了她的生活。

  《耻》是一部杰作。库切将小说的背景放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,极为高明地描写了权力关系的变化,并揭露出一个可悲的现实:建立新制度、新道德的承诺并未兑现,暴力和剥削却以新的形态在延续。

  不仅如此,在很早以前,库切就预感到了运动式的道德狂欢可能带来的额外伤害。南非学者大卫・阿特维尔检视《耻》的创作笔记时发现,库切一度有意加入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知识分子在批斗会上戴高帽子的故事,以说明他内心的不安。尽管付梓前他剔除了有关“文革”的字句,但保留了具体的场面――学生报纸采访因诱奸而定罪的卢里,并给他拍了高帽子照片:

  “照片刊登在次日出版的学生报纸上,下面的文字写道:‘现在谁是小丑了?’照片上的他,两眼朝天,一只手朝照相机伸着,试图把它抓过去。这样的姿势本身就已够荒唐,可更使这张照片招人注意的是,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,咧嘴笑着,在他头上举着一只翻转过来的字纸篓。经透视造成的视觉效果,那字纸篓就像小丑头上的帽子一样正好扣在他头上。出了这样的形象,他还有什么躲闪的机会?”

  《耻》获得了1999年的布克奖,从而使库切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位梅开二度的得主。2008年,澳大利亚导演史蒂夫・雅各布斯将它搬上了大银幕,明星约翰・马尔科维奇在片中扮演卢里。

  你把这个胡萝卜趁热吃了吧

  1997年,库切提出辞呈,离开了开普敦大学,也离开了南非,前往澳洲投亲,与伴侣多萝西・德赖弗共同任教于阿德莱德大学。九年后,他正式入籍澳大利亚。

  《耻》的成功化为强大的推力,最终将库切送上了2003年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。他成了南非的第二位和非洲的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――另位三位是他的同胞娜丁・戈迪默、尼日利亚的沃莱・索因卡和埃及的纳吉布・马哈福兹。瑞典学院说,库切的作品“结构匠心独运,对话意义深长,析理卓越精湛……同时,他刨根究底,毫不留情地批判残忍的唯理主义和西方文明粉饰、虚伪的道德”。

  诺贝尔奖的授奖辞还提到库切的其他作品。《国家的心脏》(1977):融合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矜持文体和非洲的环境描写;《等待野蛮人》(1980):一部继承了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;《福》(1986):游戏式的寓言小说;《彼得堡的大师》(1994):诠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;两部自传体小说《童年》(1997)和《青春》(2002)则是对父子关系和作者本人的冷酷剖析。

  然而在他的祖国,几乎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庆祝。法国《世界报》说,南非很少有人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。而就在此前不久,执政党非国大和姆贝基总统还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。对他的获奖,总统府虽然发了祝贺声明,但非国大仍然认为,把库切称作种族主义者和祝贺他获奖之间并不矛盾。

  “受到攻击的不是库切的写作,”南非小说家克里斯托弗・霍普指出,“而是他对生活、解放以及新南非的态度。他是一个具有煽动性、触及理性的小说家,迷恋孤独、自由和负罪感的问题。这在政治上令人担忧,而且不太南非。一位评论员写道,“库切是‘西方’的作家,只是碰巧生活在非洲,是为‘西方’写作的‘白人’作家。”

  那年的冬天,在隆重而奢华的诺贝尔晚宴上,库切发表了即席讲话。他说,如果他告诉已经去世的母亲自己获奖,母亲的反应将是:“太好了,亲爱的。你把这个胡萝卜趁热吃了吧。”

  他告别南非之后的小说,如《伊丽莎白・科斯特洛》(2003)、《慢人》(2005)和《凶年纪事》(2007),将背景选在了澳洲。最晚近的三部《耶稣》虽然设定在某个未具名的西班牙语国家,但仍然不离移民和移民生活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《伊丽莎白・科斯特洛》的体裁。它以虚构的澳大利亚老作家科斯特洛为主人公,主干是她在世界各地讲学时发表的八篇演讲,涉及现实主义、动物权利、理性、邪恶、爱欲和神学问题,中间穿插着教授本人的回忆、听众的反应与行程中的交往。名作家大卫・洛奇说,把这本书叫作“小说”实在太过勉强。但库切重申了他从处女作《幽暗之地》开始就一直坚持的原则:“如果存在一种更好、更清晰、更简短的方式来讲述小说的内容,为什么不把小说抛开呢?”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1年第40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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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【郝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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